侠以武犯禁，士以义流芳——评《田七郎》中侠义精神的体现
记得有一篇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里说过，同古典中国相比，现代中国社会缺失的一种重要文化基因便是侠义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中曾专门为刺客立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仇必报”是这些义士们朴拙而单纯的价值信条。在那样一个朝生暮死、生命如蜉蝣的年代，人的肉体被最大限度地轻视、碾压，相反地，灵魂的翅膀却因脱离了躯体的桎梏而飞升了起来。酷烈的时代非但没能轻易摧折这些“脆弱的芦苇”，人的灵魂与精神却因命运的砥砺而变得更加崇高伟大。在《田七郎》这篇小说中，通过田七郎以生命回报武承休的知遇之恩这一中心事件，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重义轻利、以义报仁的崇高人格，以细致入微、惊鬼泣神的笔触描摹出田七郎这一义士的完美形象。
小说技法纯熟，体现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的传统技巧。文章一开始通过“托梦”的方式切入；中间段落，田七郎通过刀剑的鸣响来判别恶人；文章最后，死去的田七郎竟能手刃仇人。这三处情节的处理使得小说全篇充满传奇浪漫色彩，这种“怪力乱神”的笔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的深刻性与道德力度，反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与悲剧性。田七郎的一生在作家的笔触下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但这种“宿命”与迷信无关，它在精神气质上与古希腊的最高文学形式“命运悲剧”有高度的契合之处。文中武承休曾对田七郎说：“灾祥数耳，何忧之深？”田七郎回答：“徒以有老母在。”此处的细节描写一下子将主人公心理上的挣扎与彷徨充分展现出来。及至文章最后，“尸忽突然跃起，竟决宰首”，传奇式的笔调读来让人惊心动魄。当邪恶的命运扼住了人的喉咙使人窒息时，崇高的精神与伟大的人格却在这种重压之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性命与道义的两端，田七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答恩人，从容赴死。生命的重量似乎在道义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一个圆满而伟大的人格矗立在读者面前，使得整篇文章读来摇曳生姿、荡气回肠。
小说全篇虽以表现主人公的侠义精神为主题，但围绕着田七郎这一人物形象，作者运用多种文学技法刻画人物性格、烘托人物形象。
首先，在人称的选择上，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得小说具有一种“俯视”的镜头感，以旁观者的角度切入，使全文的“命数”色彩鲜明。如同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们一样，在这些人神之子互相残杀的时候，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却在天庭中冷冷地把玩、操纵着他们的命运，而恰恰在这种“我们终将要被毁灭”的绝望情绪中，这些希腊英雄依然在命运的炙烤下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而在《田七郎》中，在命运魔咒的掌控下，田七郎这种自焚似的献身恰恰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完全是为了报答自己的恩人不惜殒身丧命。小说后半段写田七郎为恩人手刃仇雠的情节，田七郎本人的形象却是隐遁的、无形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通过“他者”的所见所闻表现出来的。但“形逸而神现”，这种缺少主观视角、近乎白描式的平静写法，恰恰表现出田七郎从容赴死、无所畏惧的侠义精神，使其一生充满悲壮色彩。
其次，在情节设置上，文章一开始引入七郎母亲这一角色，一方面为七郎的形象塑造作铺垫，另一方面也为创设道义与亲情的情境冲突、凸显道义的崇高性埋下伏笔。在小说中，七郎母亲多次阻止武承休与田七郎的来往。因牵挂母亲而辗转反侧也侧面体现出七郎重孝道的一面。这种孝与义之间道德选择的矛盾性，是小说中展现田七郎心理挣扎状态的最精彩之处。孝与义不能两全，这种艰难的道德抉择凸显出这种侠义精神的可贵之处。除此之外，文章开始提到田七郎试图通过打猎来回报武承休的恩情，进而描写武承休解救田七郎的情节，使得人物性格与情节事件“共同升级”，清晰地刻画出田七郎性格中单纯、善良、淳朴、知恩图报的特点，人物形象随着事件的发展逐步丰满圆润，同时事件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步演进，使得小说读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在故事最终悲剧性的结局中使人物形象的光芒与戏剧高潮同时达到顶点，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这两条脉络完美演绎出一个可歌可泣的义士形象。
丘吉尔曾说过：“当失败变成一种宿命时，那么失败也是伟大的。”田七郎宿命式的献身也完美地诠释了伟大。当年伍子胥逃亡时曾对载其过江的船夫说了一句：“愿先生勿泄。”竟使得船夫投江以证其信守道义。物质极为贫乏的年代，人们唯有保持灵魂的洁白来彰显自身的高贵。那是一个血与铁并存，充满杀戮却精神无比单纯质朴的年代，正如文章最后所说的：“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田七郎》正是对那个时代的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