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江主编致信一中学子—《上东山》被收录出版
李远江：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总策划
彰宁：
你可能想见我第一次看到你这篇作品时，是怎样激动的心情？我把你的文章发给了杂志社所有写字的同事，只为分享同样的愉悦。
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华尔街日报〉是怎样讲故事的》，但我可以感受得到你对西方非虚构写作，特别是现象叙事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这在你的同龄人，甚至我们新闻记者中都是颇为难得的事情。以至于不少人疑心你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位高人在指点迷津。直到这个夏天见面之后，我才确信你真的堪称中学生里的佼佼者。这篇作品，也是你思考与观察的自然呈现。
尽管这篇作品已经令人叹为观止，却并不代表它完美无缺。如你所言，你做调查的时间很有限，访谈还不够深入细致，这使得你无法深入足够丰富的历史细节。
这就迫使你必须借助一套社会理论来强制整合你的历史素材。显然，这方面你做得非常出色，文章一气贯通，气势如虹。但是，那些更生动的历史细节，主人公与大时代的矛盾冲突，大多被理论这张粗疏的大网所遗漏，读者也失去了一个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机会。
从文章的结构来看，琴子去江宁一中上学这部分没有她对东山的观察，使得这段历史略显残缺。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补充进去。而我更期待你熟悉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以后，能再一次拾起这个选题，希望你能扩大视野，把档案、书信、老照片、图书音像资料都整合进去，那样我们将有幸看到一部与费孝通《江村经济》一样伟大的社会调查著作。
我们每一个亲人都是一段历史，记录他们的过往，既是这段大历史的补充与见证，也在保存他们曾经活过的历史证据。我希望《上东山》只是你记录历史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李远江
上东山
陈彰宁｜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
指导老师｜那晓筠
县中在东山
“东山”，如同“西湖”一样，是一个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地名。九州之内，“东山”必多矣。比如说，苏轼就曾在赤壁之下吟道：“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不过，在本文中，在南京人民尤其是江宁区人民的心目中，“东山”却是唯一的。它是位于南京主城以南的“东山镇”，江宁区政府所在地。这个东山镇之所以得名，乃是源于一个历史故事：东晋太傅谢安隐会稽东山，在金陵南郊的土山上建别墅。就是在这个东山别墅里，谢安与谢玄运筹帷幄，取得了著名的淝水之战的胜利。此后，这座土山便被称作“东山”，一个小城镇也慢慢地在它脚下发展起来。
至于我要在这里记述的“上东山”的故事，要从1983年的初秋说起……
开学了，琴子跟着挑着行李担子的爸爸，告别妈妈和弟弟、妹妹，踏上了由横溪开往东山的班车。公交车在石子路上前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颠簸，车上的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琴子也不例外，她把手搭在窗框上，望着家乡的田垄村舍从窗前掠过，心里在想：“东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售票员每隔一段路就报站，一路上琴子听到了许多陌生的地名。终于，她听到了这个地名：“东善桥到了，有没有要下车的？”
“东善桥？”琴子立马站起来，推推身旁正在打瞌睡的爸爸，“爸，快起来，‘东山’到了！”
车上醒着的乘客听了这话，先是一愣，然后都忍不住笑了。有位叔叔拍拍琴子：“小姑娘，这是东善桥，东山是要坐到底站的，还有一段路呢。”琴子看看周围笑吟吟望着她的大人们，脸一下子涨红了，坐回位子上，心里埋怨起爸爸来：“你怎么不早说坐到底站就是东山呢？”
琴子的大名叫张霞，村子上的人都叫她琴子，她是江宁县（现更名为江宁区）横溪乡（现更名为横溪街道）横溪大队（现更名为横溪村）谷村张家荣的大女儿。这一年，她考上了江宁县中，对于这一人生重大关口，她的脑子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稀里糊涂”的。中考结束，她的自我感觉就不是很好，考试结果也正如她所料，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然而，她到底是考上了县中，从同村长辈们与自己妈妈的谈话中，她听见了这样的说法：“你家琴子就要跳出农门了……”什么叫“跳出农门”，她好像有点懂，又有点不懂，因为横溪中学的老师给毕业班的学生讲过，最优秀的初中生是能够考上中专或是县中的，前者能够转户口、吃“红本子”，后者则很有可能考上大学——他们都跳出了“农门”。可是“跳出农门”意味着什么呢？越想越浑……
还有，县中在哪儿呢？有人说它在“东山镇”，有人说它在“东山城”。东山城？不是只有一个南京城吗？东山城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城”难道还不只有一个？这些，自然也是越想越浑了。
东山厂多
1987年，虚岁16岁的张金芳初中毕业了，她来到东山找工作。这是她第二次上东山，第一次上东山是三年前，那时她的大姐到江宁县中读书，她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过姐姐。在那之前，她从没到过东山，也没听说过——哦，不，好几年前，弟弟庭义发了高烧，曾经去东山的县医院看病，有这么回事。总之，金芳对东山知之甚少。过去村子上的大人的确不怎么说起这个县城，讲到城市，无人不知的是南京城。每家每户要买些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什么的，会在横溪街上搞定；如果要买“三大件”什么的稀罕货，就得到南京城去，像大姐的眼镜就是在南京排了好长的队才配到的。至于东山，除了县医院之外，似乎和村子里的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有例外，像金芳的爸爸张家荣，因为一直是生产队里的农技干部，就曾经在东山的农校上过农业课，也曾经到东山参加过一些会议。当年在县中门前，爸爸就指着脚下的马路对金芳说：“这条路叫‘一马路’，以前是石子路，现在已经是柏油路了。土山脚下、一马路两边这一带是东山最热闹的地方。”爸爸还指给她看一栋很高的楼，有七八层高，告诉她：那是整个江宁县最高的房子，叫作“腾江大厦”。
“腾江”，腾飞的江宁。从上次来县中看大姐到这一次的三年里，一马路两边好像有了挺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农田变少了，房子变多了。江宁腾飞了吗？金芳不能确定。她能确定的是，在人们的交谈中，“东山”这个地名是越来越容易听到了，大家都觉得东山的厂很多，在她的同龄人或更年长的人当中，留在村子里继续种地的人少，去外面闯荡、打工的人多，而离家打工的主要目的地就是东山。为什么打工的首选目的地不是南京呢？这也很容易理解。南京太大了，一个乡下人，两眼一抹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找活儿干。更重要的是，在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厂都是国有的，它们首先要满足城里人的就业需要，一个农村人很难在那里落脚，就是落了脚也永远做不了“正式工”，或者叫“合同工”。
东山就不一样了，金芳听长辈们说，自从“分田到户”以后，东山逐渐兴起了很多镇里办的集体厂，做些机械、服装、鞋帽这样的小东西。东山很小，拿东山“红本子”户口的人总共也没多少，所以这些厂都面向整个江宁县招工。
一个农村人到这种厂里打工，是按日计工资的，保险、养老金一样都没有，叫作“临时工”，或者叫“农民工”。但是，既然大家都是农民工，也没有谁会看不起你，而且这些集体厂都挺红火的，收入也不低，比种地是强多了。
在和金芳差不多大的姑娘、小伙儿中间，去东山找活儿干的人真是太多了。而金芳又是从小体弱多病，爸爸妈妈都觉得她不适合种田，也支持她去东山打工。于是，她坐上摇摇晃晃的班车，来到了东山。
那时候的东山有很多田
金芳在东山的第一份工作是打磨电焊工戴的防护镜的镜片，她干了三四个月。第二份工作则是在江宁鞋帽厂的流水线上做拖鞋。后来，横溪大队（这是习惯性称谓）的小店缺少营业员，又把金芳叫回了乡下。金芳在小店里一干就是三年，但最后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仍旧上东山到鞋帽厂打工。为什么不继续在大队小店干下去呢？回忆往昔，她这样解释：
“我当时跟爸爸妈妈解释的理由是：在小店里干太苦了，总共就两个营业员，两班倒，样样都要劳神，天天都要当心，太烦了。其实，主要倒不是辛苦。我们一共两个营业员，另外一个姐姐结了婚了，她晚上都要回去住，我就一个人在店里过夜，一个小姑娘这样子很不安全的。”
“怎么不安全呢？又不是在荒郊野外。”我感到不理解。
“我年轻的时候长得还算挺漂亮，人也挺活泼，那时候有好多男孩子追求我的。平时坐在店堂里就有人来搭讪，有的人明明就是有老婆的了。晚上门关着，也有人从门缝里塞情书进来。我虽然平时挺活泼的，其实对这种事情最保守了，我觉得害怕。再说我还太年轻，我自己觉得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于是，带着这份别样的烦恼，金芳再度“逃离”了横溪，回到江宁鞋帽厂，这时是1991年，她21岁。阔别三年后重回东山，她很明显地感到整个镇区里农田减少了很多，不少原来的村庄成了“城中村”。这些日子里，东山本地人也越来越多地改变了营生，由种地吃粮转为租房子吃房租。
“虽然农田少得很快，但跟现在比还是多得多了。现在是根本就一点儿田都没有了。那时候是这样的，每年都有新的大马路修通，马路一通，路两边很快就盖起了房子，但是在沿马路的房子背后，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农田了。”
与此同时，金芳未来的丈夫王信涛也从汤山镇来到东山找工作。因为他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知青妈妈转成了城镇户口，他便得以在南京第三钢铁厂当了一个正牌的热风工。老三钢，今天已不复存在，它的旧址在河定桥北的秦淮河岸边。
“当年的三钢占了很大一块地面呢。不光是厂房又大又多，而且还有职工宿舍和幼儿园。”王信涛指着《南京地图》，向我描述着那时的东山，“还有，你看，现在的东山街道办这一带，以前都是江宁化肥厂的鱼塘。每到冬天，他们就把鱼捞上来当作年货发给工人，我们看着都羡慕。现在，你到那里去看，车水马龙，早就找不到鱼塘的影子了。”
男娃要争气
1992年10月底，张庭义告别了爸爸妈妈，进了东山一家高考复读班。这一年高考，他落榜了。
公布成绩那天，他拿着成绩单，回到家中，对正坐在门口洗衣服的妈妈说：“妈，我没考上。”
出乎意料的是，妈妈却显得很平静：“没关系，多大事啊。你努力过了就行了，考不上照样能过日子。”
就这样，庭义操起木匠家伙，学起了木工，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农村做一个手艺人。然而，在另一头，有人在为改变他的命运而操心，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母亲姜孝萍。实际上，当这唯一的儿子带来他没有考上大学的消息时，孝萍表面上平静地安慰着他，内心却是翻江倒海……
“怎么办？我家庭义就去学手艺了？我这辈子在农村种田可是种怕了，儿子还干这个？要体体面面的像个人样，念书可是唯一的出路啊！一年考不上，能不能再考一年？男娃要争气……”
主意已定，孝萍便让在东山上班的小女儿金芳去托人、找关系，终于为庭义弄到一张复读班的课桌。这样的复读班，只有东山才有，农村的学生如果考不上大学，一般就放弃了。
既然妈妈和姐姐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庭义便抓住这又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结束了一个月的木匠学徒生涯，开始了自己的复读生活。这从1992年到1993年的一年里，他的生活是单调的：白天在复读班里听课、复习，晚上和一个同学一起在租住的小屋里休息，一天三顿饭则在小姐姐张金芳工作的鞋帽厂的食堂里解决。
“那一年我的日子也是围着弟弟转的。中午一下班，我就第一个冲到食堂去打好热腾腾的饭菜。一般是打八两饭，我吃二两，庭义吃六两。他在那一年里可是能吃能睡，有的同学比他刻苦多了，但是很可惜，最后还没他考得好。”金芳对自己那段陪读生活也是记忆犹新。
当时，中国仍然实行每周休息一天的工作制度，为了在家里多住一晚，金芳和庭义常常会在星期六晚上回谷村。回家的路，是一条双向二车道的公路：宁丹路。路两旁栽着柳树，两人骑着自行车，在这没有路灯的路上，要蹬上两个小时才能到家。这条把横溪与东山连通的路，在两人心目中早已不再神秘，在这条路上的行走也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买户口
从1991年开始，有一样新生事物逐渐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叫作“买户口”。金芳在鞋帽厂里天天都能听到姐妹们念叨这个词，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宿舍。俗称“红本子”的城镇户口，现在可以用钱购买了，当然，要价颇高，是8000元，而金芳当年每月的收入只有两百多元。
买一个东山的户口，意义何在呢？
金芳给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农村人跟吃‘红本子’的人差太多了。他们有医保、养老金，请个长假、产假什么的，工资照拿。同样在一个厂里，我们只能做一天拿一天钱，福利一样都没有。就是在食堂里打饭，他们有粮票的人花的钱都比我们少呢。另外啊，我身边一起工作的姑娘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你要是想和一个东山镇上的小伙子结婚，就是高攀了人家，很有可能面临来自男方家里的阻力，问题多了。”当我询问很多长辈时，得到的都是类似的答案。
因此，很多姑娘都回家去向父母要买户口的钱。这个时候，虽然农村已经分田到户十多年了，但是家家都不算宽裕，而且普遍的自建楼房活动已经使许多家庭的多年积蓄被掏空了，即使还有一些钱，也是“为儿子准备的”，因此，金芳看到、听到了很多未婚姑娘与父母吵嚷、叫板的事情。
最终，很多姑娘成功了，崭新的“红本子”也因此成为长销不衰的“高价商品”，它的价格也在逐步攀升。对于买户口，金芳是后知后觉的，她并没有跟风，然而在她身边，买户口已经是蔚然成风。几年后，她还是加入了这股浪潮，向父母要钱买了一个户口，这是1995年，“红本子”的价格已经涨到13000元。
一年后，一家新的鞋厂开工，厂长向金芳和其他一些技术过硬的工人伸出了橄榄枝：“到我们厂来吧。只要你有了东山户口，一来我们就给你转正。”金芳接过了这根橄榄枝，由此成为了一个“合同工”。
至此，对于张金芳来说，“上东山”的历程已经大功成就。从户籍上讲，她成了一个东山人，虽然在心理定位上，她至今仍自以为是横溪人。实际上，她和厂里其他所有买户口的姐妹们都不清楚，早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就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城里人独享的粮票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购物凭证将不复存在；它也意味着，农村户口的工人（即“农民工”）也将能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成为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的“合同工”。手里攥着崭新的“红本子”的姑娘们不可能料到，变化会来得这么快。
“没过几年，户口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现在想想呢，也谈不上后悔，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买，谁也没想到呀！”说这话时，张金芳表情平静。
眼看着三钢倒闭，眼看着开发区兴起
1996年，当张庭义从华东冶金学院（现更名为“安徽工业大学”）毕业，来到南京第三钢铁厂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失业”这个在学生时代学到的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词语，竟会同自己有关，不过换了一个叫法：“下岗待业”。
“我第二次高考也不咋的，但是很幸运地得到了‘委托培养’的名额，在毕业后定向分配到了三钢工作，那可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钢铁工人，多牛啊。”如今叙说时，他的脸上并没有我所设想的自得神色。
“现在想想，那时的国企真是人浮于事。既然我是你委托钢铁学院培养的，现在我毕业了，你应该迫不及待地让我干活了呀。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开始上班，成为一名炉前维修工。谁想到呢，也就干了一两个月吧，三钢竟然开始破产倒闭了。”
“没有什么前兆吗？”我很好奇。
“哪有什么前兆！我们是知道国企要改制，要自负盈亏，要加入市场经济，可谁知道第一步就改到我们普通职工头上来了呢。要请你下岗，当然是先从我们年轻人开始了。”
就这样，庭义与他未来的小姐夫王信涛成为了三钢首批下岗的职工，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补偿金，变作“自由身”。在这之后的两年里，他们仍可以拿到每月130元的工资，这叫作“失业保险金”。
揣着这笔“卖身钱”，这些小伙子们开始了新的漂泊征程。张庭义先是在一家私营小厂干了一年，后来才托人找到一家大企业，安顿下来。王信涛则去过更多的企业，尝试过更多的工种，现在也在张庭义工作的那家企业安顿下来。
漂泊的是儿子，心焦的是妈妈。对于庭义的妈妈姜孝萍来说，儿子经过一年的复读考上了钢铁学院，又来到了三钢，本已不用自己操心了，可谁想到，三钢竟然会倒了呢！世道变了，城里人不再是“天之骄子”，你得自己找活干，要是找不到，想回来种地又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她还指望这个儿子给家里争气呢……
自从庭义下岗后，妈妈孝萍就心心念念地想着这件事，为儿子找工作的事发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每天早上眼睛一睁，我就吓一跳：怎么办呢？儿子的事情怎么办才好？”
幸运的是，母亲的焦心状态持续得不算很长。让张庭义、王信涛安顿下来的是一个新的地方：“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他们新的稳定岗位的，更是一种全新的企业：外资企业。
“1992年开始建了这个江宁开发区，选在了东山镇的西面，秦淮河对面，一下子就让东山的城市范围越过了秦淮河。像我们这一辈人，可以算是看着开发区‘长大’的。这个开发区成立得比较早，所以很快吸引到不少外资企业，最先进来的应该是台资企业，我工作的公司则是一家美资企业。像我们这些下岗工人，一开始是有人去上访、闹事的，时间一长，很多人就被开发区什么的‘消化’了。”如今的外企白领张庭义这样表达江宁开发区的意义。
事实上，开发区的功劳远不仅限于吸纳下岗工人，帮助江宁度过改革的阵痛。在这世纪之交的大变局中，东山的确有很多老厂倒闭了，但更多的新厂在马路宽阔的开发区里拔地而起。江宁开发区和随后开建的江宁科学园在政策的扶持下，承接了国际上的产业转移，很快成为拉动整个江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这些工业园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成为全江宁青壮年人的向往之地。两大园区一个在西，一个在南，也是东山城区大踏步扩张的两大引擎。如今，金芳﹑庭义和他们各自的配偶都在江宁开发区工作。每天从住宅小区到开发区的上班路，他们骑电动车都要花上二十多分钟，曾几何时东山镇“土山脚下一条街”的袖珍格局成了一个传说。
买房子
2000年底，张金芳回到横溪娘家时，带给爸爸妈妈一个消息：东山的竹山路上，有一个叫“天泰花园”的小区在低价卖房子，因为这个小区建完以后一直没卖出去多少房子，瓦匠们都急着要工钱呢。
金芳自己，是准备买一套房子的。自从她和王信涛结婚以来，他们夫妻俩就一直在“城中村”里租房子住。租人家的房子有很多不方便，他们便想到问房东把房子买下来（当然，这种购买不被法律认可）。谁知价格已经谈妥了，房东却因为另外有人开出了更高的价格而变卦，于是两家闹了矛盾，小夫妻俩只得卷起铺盖搬走，重新找房子住。金芳是个爱干净的人，邋遢的房子她看不上，因此他们又费了一番周折才在竹山路上重新安顿下来。这时，商品房早已开始买卖，金芳便一有工夫，就在新租的房子附近找有没有合适的商品房小区，终于，她找到了“天泰花园”。
妈妈姜孝萍得知这个消息，则显得“纠结”一些。一方面，庭义还没有恋爱对象，对婚房的需求还不算十分迫切；另一方面，早在1990年乡下就造了两层楼房，就是给儿子“抬媳妇”用的。是让儿子在家里“抬媳妇”还是资助儿子在城里安家？当妈妈的想了想，选择了后者。
金芳选中了在七楼的门对门、户型一模一样的两套房子，每套的价格是五万多，两家各买一套，这样她和弟弟可以相互照应。张家荣和姜孝萍夫妻两个，在1990年盖楼房的时候就用光了家里的积蓄，之后又是供儿子上大学，又是给小女儿买户口，到2000年，还不能一分不差地拿出五万块来。所以，张家荣到村委会讨来了自己几年来还没有结清的工资，又向亲戚借了一些钱，总算凑齐了房款。另一头，金芳他们小夫妻两个的房款也是东拼西凑弄成的。
东山的新建住宅小区，不论大小大多叫“花园”，但名虽如此，“天泰花园”却根本算不上“花园”，它只是一排排公寓楼和与之配套的一排排一层高的储藏室，建筑谈不上造型，小区内也没有环境设计。金芳和庭义作为顶层住户，还将遇到屋顶漏雨等麻烦。纵是这样，当钥匙终于到手时，他们的心里是有一种很强的踏实感的，因为这将是除了乡下的家之外，他们第二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之后的几年里，两个小家庭将在这里生活，各家的孩子也将在这里出生。2002年，张金芳的儿子晨晨和张庭义的女儿瑶瑶一前一后相继呱呱坠地，两家都请来孩子的奶奶帮忙带孩子。当已经成为奶奶的姜孝萍抱着自己的孙女瑶瑶在居民小区里转悠时，她会不无惊讶地发现：有很多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老年妇女在做着相同的事——帮子女带小孩。大家见面，只要打一个招呼，就能大概从口音判断出对方是横溪人、丹阳人，还是汤山人。这些奶奶们的人生轨迹是很相似的，她们都是农村妇女，大多将多年辛勤劳作挣来的钱用来买了东山的房子，现在又都来到东山帮助儿女带孩子。而她们未来的人生轨迹，则会有所不同，有的奶奶从此就留在城里与子女的小家庭一同生活，打理子孙的饮食起居；另一些奶奶，比如像姜孝萍这样的，则在孙女上幼儿园后回到乡下，继续忙自己的农活。
东山，她很熟悉
当慧敏背上行囊，坐上“金丹线”去学校报到时，她全然没有二十几年前大阿姨（张霞）到县中去时那种新鲜感。这条在丹阳和东山金宝市场之间来回行驶的公交线路，她是乘了不知多少次了，而终点站东山，她也早就很熟悉了。
虽然慧敏的家在横溪乡下，但是她从小就常常上东山“度假”。所谓“度假”，是住在小阿姨（张金芳）、舅舅（张庭义）家里。在小慧敏的眼里，东山跟横溪是很不一样的：横溪到处是田，东山却没有田；东山的房子很高，横溪的房子很矮；东山的晚上很亮，横溪的晚上则一片漆黑；到了夏天，横溪常常停电，东山却很少这样；东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横溪则只有一
条街；横溪的人，好多是自己认识的；东山则除了舅舅、阿姨之外没几个认识的人……
慧敏很清楚地感觉到，从小到现在，东山是一年一个样，越来越气派，横溪的变化当然也很大，但相比较起来就小多了。在慧敏的村子上，父母一辈的人基本上是留在乡下的和上东山打工的各占一半；但是与她同一辈的人，就绝大部分都去了东山，不管学历高低。
这不，慧敏自己也正在向东山进发。她参加了2009年中考，被坐落在“江宁大学城”的江宁职业教育中心录取了，从此将开始又一个三年的学业。周一到周五是住校学习，双休日她可以坐上“金丹线”回家，也可以和留在东山的好朋友们一起逛逛“步行街”、“女人街”。她甚至可以乘上地铁到南京城里去——随着地铁1号线南延线的开通，从东山到南京的时空距离被大大缩短了，东山彻底成为了大南京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南京城里人也到东山来买房子，慧敏就常听到阿姨、舅舅发出这样的惊叹：“房价涨得真是吓死人！”
将来毕业以后，到哪里去工作呢？慧敏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想好。东山的就业机会更多？回横溪或许也行？管他呢，将来再说吧。
我是东山人
张金芳的儿子晨晨和张庭义的女儿瑶瑶，如今都已经11岁了。这两个小朋友是生在东山、长在东山的，当有人问他们“你是哪里人？”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东山人！”
当然，从小在“金丹线”上行走的他们也都清楚：自己不是“正宗”的东山人，事实上，“正宗”的东山小朋友是很少的。
“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有老家的。每次放假回来，我们就会凑在一起说自己老家好玩的事。比如我们横溪的西瓜最有名了，我就跟同学们说那西瓜怎么样又大又甜，还有在田里搬西瓜有多好玩。他们听得都两眼放光。”瑶瑶这样说。
“我就跟同学讲汤山的温泉澡有多舒服。”晨晨也抢着说道。
“这么说你们是离不开老家喽？”我问道。
“那当然喽，乡下很美，空气很新鲜，地方也宽敞，有许多农作物，有虫子，还有蝙蝠，好玩的东西可多了。”瑶瑶表示赞同。
“还有，我们可以从乡下带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上来，还有草鸡蛋，这些用钱都不一定买得到。”晨晨也表示赞同。
“但是，我怎么听说你们在老家待不住，时间一长就无聊了？”我反问道，“瑶瑶，你现在回谷村的次数变少了，奶奶可是生气了哦。”
两个小朋友没有回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他们从小习惯的就是城市生活，乡下的文娱活动明显没有城里丰富，乡下的爷爷奶奶也不如城里的爸爸妈妈和他们更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们朋友圈子也在城里。对于距离东山几十公里的老家，他们只是拥有一份天生的好感，不可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离家的时间一长，心里就不舒服。”
火热的“金丹线”
上文所述“上东山”历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张家荣、姜孝萍是我的外公、外婆，张霞是我的妈妈，张金芳是我的小阿姨，王信涛是我的小姨父，张庭义是我的舅舅，慧敏是我的表姐，晨晨和瑶瑶则是我的表弟和表妹。
我出生在1994年，自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母系亲人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横溪和东山。这十几年来，我乘坐过很多次“金丹线”，这真是一条火热的公交线。
如果你选择在节假日搭乘一班“金丹线”，一上车你就会发现：人真是不少，他们中有年轻人，也有年长者，有市民打扮，也有农民模样，白皮肤与古铜色皮肤相间杂。传入你耳中的，是响亮的南京话（我不能分清横溪话、东山话之间的细微差别），有可能还有鸡鸭的哀鸣——这种声音从车厢地面上传来。
没错，用化肥袋子、竹筐子装着的新鲜果蔬、活鸡活鸭常常会占掉车上的几块地面，在拥挤的时候会让一些乘客更难立足。
江宁大地在车窗外掠过。在被统称为“东山”的庞大新兴城区（囊括了东山、秣陵、东善等几个街道的全部或部分）和陶吴、横溪、丹阳等至今仍大体保留田园风光的区域之间，你很容易看到一大块“天苍苍，野茫茫”的荒野，仿佛这块地方从来就是这样的荒无人烟。而那一条条将大地分割开的沥青马路，则又提醒着你：在不久的将来，“东山”的触角或将伸到这里……
【后记】
城市化，绝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
我虽是一个无锡人，但因为妈妈是南京江宁人，而且母系亲人都在江宁，所以对江宁的城乡情况有一定了解。从记事起，我就零零碎碎耳闻目睹了一些“上东山”的故事，课堂学习、课外阅读和2010 年参观上海世博会的经历，也都使我对“城市化”这三个字有了更深的体悟。事实上，在今日中国，广阔天地之间到处都是观察城市化的绝佳样本。
我选择了东山作为样本。东山在近三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昔日大郭，不如今日小邑；昔日县城，今已纳入省城。千万个“东山”汇成一股洪流，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其实，是我们就置身其中。
在这洪流之中，东山又有它的独特性。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省城造成的“灯下黑”，这座离南京并不远的县城长期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以致不少江宁人只知有省城，不知有县城。而改革开放之后，东山的巨变则得益于紧邻南京的区位优势：当原有南京城市格局已经不能满足其城市发展需要时，江宁及其首府东山自然成为大南京扩张的首选之地。
一个月来的采访、考察和阅读让我有了如下几点感想：
其一，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缘由多端，如户籍政策的放开，如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和建设，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又如所有一切成就的原因：改革开放……然而，我好奇的是，城市所集聚的如此之多的物质、能量、财富，从何而来呢？从1949 年到2011 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由7.3% 提高到51.3%，刨去相对少量真正土生土长、“根正苗红”的城里人，是绝对多数的乡下人或曾经的乡下人为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的一座座城市供应着一切。乡村哺育城市。假如在一个个楼盘破土动工之时，没有来自老一辈农民胼手胝足辛苦积攒的资助，城市的繁华，将从何而来呢？
其二，今日我观青年学生的文学创作，此种文章多矣：主旨在于首先怀念昔日在乡村与祖辈相厮守的童年岁月，继而哀伤于不久之后竟被父母拖进城市，进而控诉像怪兽一样的城市对农村的吞噬。我曾经为此种文章所感动，但是当此轮采访结束后，我开始怀疑，这种站在城里人立场上的“黍离之悲”，到底经不经得起推敲。因为我们不妨假想，若这个小作者没有在小时候被父母拖进城市，而是顺利地在老家长大，那么当他成年后，他是会选择留在农村还是进城呢？答案多半还是后者。对于绝大多数农村人来说，进城绝不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至少它意味着更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不只是经济利益。当我的小阿姨那一辈年轻人要努力“买户口”时，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今天的城乡差别没有当年那么大，但仍然是存在且明显的。“城市是乡村的向往”（阎连科语），信非虚言。如何评价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造城运动？我以为，只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小市民伤感”，才能得到合乎实际的结论。
当然，明确“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了冷静的忧思。
比如，长辈对往事的追忆让我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城市给乡村设了一道高高的门槛，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没有根本改观。当年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造成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今天则是高企的房价让人望而却步。既难进城，何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又如，虽然农村的发展进步也是明显的，但是与城市相比就差了一大截。今天，同在一个江宁区，当东山的居民能够随时乘上快捷的地铁进南京城游玩时，横溪的居民还要为夏天时常突然到来的拉闸限电所困扰。乡村曾经哺育了城市，而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还很不够。
再如，当许多发达国家的特大级城市都把稳定农业生产，保证市民能接触到田园风光作为首要任务时，我们是否也可以开始思考：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只有城市化这一条？在城市化中要给乡村、给未来预留多少空间？
《上东山》（陈彰宁）收录于《课本上不说的历史2：最熟悉的陌生人》（李远江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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